《南方周末》刊登刘安民的文章说，不久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
扶贫大会闭幕式的记者招待会上称，财政政策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比较中性的财
政政策过渡。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
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需
要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文章说，１９９８年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
策，使我国成功地度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新一轮的高
速增长，功劳自不待言。因此，当民间投资终于在２００３年被全面带动起来后，最
终导致目前的局部经济过热。应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这次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
机，也是过热的原因之一。我们总共发行了９１００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再加上银
行的配套贷款，６、７年间总共投资近５万亿元，每年拉动ＧＤＰ增长２个百分点。
这些资金，以及各地政府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已占社会总投资比重近４０％。
因此，在治理局部经济过热的时候，如果只调整货币政策，不调整财政政策，是不
可想象的。文章说，中性的财政政策首先要解决的是过热行业的投资控制，其次要解
决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供水、中西部地区的县域交通、高科技产业发展、一
些大江大河的治理、环境建设、三农问题等严重投资不足的问题。政府在实施中性的
财政政策后，可以趁机减少赤字预算，并尽快将前些年过高的财政收入增长率降下来，
也就是降低赤字、降税；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及每月只领２００－３００元养
老金的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农村看病问题，三农、农村基础教育欠账太
多等问题。一句话，在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抓住大好时机，向公共财政迈出
一步。

　　述评：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或可视为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大实践。而
凯恩斯的理论本来就在经济学界富有争议。现在回过头看，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是有得
有失，对此上文已有分析。在“失”的方面，一般的人们可能不大会注意，但上文作
者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这次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动机，也是过热的原因之一”，
对此观点我们是赞同的。然而在学界和媒体，从过去到现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正
面作用讲得多，负面效果则讲得少，甚至不讲，这是不利于帮助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全
面认识此问题的。其实按照市场经济的原理，财政这个东西若是介入市场，肯定会有
副作用。一来财政属政府控制，无法准确判断市场，投资效率较低；二来会扭曲市场
信号。财政的职能是用于制造和提供公共产品，即如上所举的基础教育等等，这才是
财政的主业和正道。不然，财政就有“不务正业”之嫌。

来源：中经分析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