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新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急需战略调整，社会结构面临深刻变革，各种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改革成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全国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浦东综改区应运而生，之后相继布局天津滨海、重庆、成都、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沈阳经济区。在国家级综改区之外，省级综改区频频亮相。如，安徽建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建设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河南建设郑东新区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云南建设“旅游业综合改革试验区”。致力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起财政、货币、产业和投资政策协调互动机制，集中推出4万亿投资、产业振兴和区域振兴战略“三张牌”，迅速扭转经济下滑实现率先复苏。启动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房地产税收制度，给予市场主体平等的“国民待遇”。出台新36条非公发展政策，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打造“国民共进”新通道。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助推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13个省市陆续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有效降低物流成本，促进消费升温。
惠民成为宏观调控的落脚点。经济发展越是困难越要关注民生，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群众的幸福指数普遍提高。例如，承载13亿人厚望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扎实起步， “家电下乡”等政策通过增加投入弥补“市场失灵”，带动了各级投资和刺激社会消费，让人民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兑现“住有所居”的庄严承诺，出台从土地、贷款等一系列住房调控措施，强化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大廉租房建设更是成为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手段。仅2009年上半年全国就投入963亿元保障性建设财政资金，相当于前10年总和，到目前住房保障体系已实现制度“全覆盖”。连续3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均着重强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城乡居民生活保障制度体系建设，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高个税起征点。经过4年讨论和修订，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今年可望出台。
促进和平崛起成为宏观调控新内涵。本世纪以来历次宏观调控主要针对国内经济运行，而本次宏观调控着力点之一在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为此，一是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程序，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理性反制贸易磨擦，如就欧盟向“中国造”鞋子征收反倾销税向WTO提起诉讼，依照中国法律和WTO规则，针对“轮胎特保案”，宣布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和肉鸡启动“双反” 立案调查。二是借外交舞台展示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对话协调和经贸金融合作，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等地区性组织，向国际社会传递复苏信心。加强对非援助，减免非洲国家债务，扩大对非贸易和投资，推进东亚财政金融合作，参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各种救助计划。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管理，在中东地区、西非地区问题等热点问题上积极斡旋，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参加苏丹达尔富尔、刚果（金）、利比里亚、海地等维和行动，以和平宣化的方式，在解决地区争端与冲突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完善国际资源环境合作机制。与俄罗斯签署完善中俄投资促进会议机制谅解备忘录，与蒙古国签署中蒙政府间矿能领域合作协议，与委内瑞拉签署石油、电站建设、灌溉设施、通信网络等合作文件。中石油投资伊朗南帕斯气田、收购新加坡石油公司，中石化投资伊朗雅达油田、收购瑞士阿达克斯石油公司，武钢矿业入股加拿大联合汤普逊铁矿公司等。刚性量化节能减排措施，单位GDP能耗“十一五”期间可望降低20%。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比“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更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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