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思考

核心提示

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改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环境、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主要手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是拉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统筹，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公共投资绩效、重视农民在“三农”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让农业农村保持持久发展动力。

    一直以来，我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体趋势向好，对全市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近年来，其内部构成却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变化趋势，引发了一系列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对现有的一些政策和做法进行反思。

“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平稳快速增长，但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农户“惜投”现象明显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规模连创新高，从155亿元增长到518亿元，年均增速35%，在全国省市排名中由22位上升到17位，占全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0.93%上升到1.41%。通过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导向性作用，全面整合了我市农村发展布局，改善了农村环境，提升了农业发展质量，加快了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但是，作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其呈现的增长特征却让人担忧。“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仅为6.99%，而同期全国和西部平均增速分别为15.47%和18.02%。2006年和2010年，我市的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分别为72.2亿元和94.6亿元，占同期全国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由1.64%下降到1.20%。我市农户固定资产无论从总量还是人均量来看，增幅都明显慢于西部省市平均水平，反映出我市农户发展农业生产意愿不足，农户存在“惜投”现象。其次，经统计推算出，“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村公共投资以年均45.08%的增速高速增长，2010年投入为684亿元，远远高于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总量。

农户“惜投”与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公共投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所蕴含的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和农村公共投资绩效问题须引起高度重视。否则，将成我市率先在西部地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不利因素。

农村公共投资的低效，是农户“惜投”的内在根源

农户“惜投”，既是“三农”问题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发展主体上的综合反映，也折射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单向线性思维惯性。大量研究表明，影响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农户的投资能力、对投资风险的预期以及投资回报率。下面，我们将分别就这三个因素与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内在关系做剖析。

一般来说，农户投资能力主要受制于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状况。有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户收入、储蓄的增长快于消费支出增长，说明我市农户手中掌握了不少闲置资金，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由此可见，农户投资能力并非我市农户“惜投”的主要原因。

投资风险是指对未来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投资中可能会遭受损失的风险。农户经营中主要须面对自然环境风险和市场波动风险。显然，发达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稳定的农产品市场、较低的制度交易成本，无疑是降低农户投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重要因素。这一综合性环境的打造正是农村公共投资的主要目的，即通过公共投资提供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应当有利于降低私人投资风险，进而提高私人要素的生产率，并对私人投资产生拉动效应。“十一五”期间，我市农村公共投资总量从154亿元猛增到684亿元，年均增速高达45.08%，远远高于全国和西部年均25%和38%的增速。但与此同时，我市大量持续的公共投资对降低农户对投资风险的预期，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根据统计推算，自2007年以后，我市农村公共投资对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率均在0.21以下，不仅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与西部地区平均0.4以上的水平相比，差距也不小。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我市农村公共投资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农户生产的直接关联度不大，公共投资的绩效亟待提升。

长期看，农村公共投资低效和农业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将对我市率先在西部地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构成严峻挑战

由于政府投资在农村公共投资中的核心作用，一旦其增长放缓，将导致农村公共投资成倍减缓，从而对高度依赖于外部投资的农业农村发展形成不小冲击。事实上，且不说保持我市“十一五”年均45.08%的农村公共投资增长率，即便按照同期36%的西部地区平均增速，到2015年我市农村公共投资也将达到2153亿元。即便其资金一半来源于政府拨款，仅此一项就将占我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按“十一五”36%的平均增速框算）的31%。一旦政府农业农村投入减少，农村公共投资收缩，而农户生产投资又保持长期的停滞惯性，极有可能导致农业农村发展优质要素的逆淘汰机制被进一步强化。

目前，在我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源配置中，供给导向的政策理念、计划配置的思维方式、逐级切分的操作办法还占主流。因此，面对农业农村公共产品的巨大欠账，需要农业农村发展主体的深度参与，高度重视农民参与农业农村建设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农村事业发展根本还是要靠农民自己。如果农民在事关自己的大事上都只能围着公共投资转，那这个公共投资无论多么忙活，也没有能力带动全市农民长久富裕下去，更遑论我市率先在西部地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认清形势，以农为本，取得实效，走出具有重庆特色的城乡统筹之路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充分发挥投资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就如何发挥农村公共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调动农户投资热情、优化农村投资结构等问题，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认清形势、坚定信念。当前，重庆各行各业发展加速，政府对资源动员、经济调节的实力大大提升，这无疑为统筹城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三农”问题由来已久，破解绝非朝夕之功。农业农村发展由于长期缺血所造成的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欠缺、产业发展原始等问题，绝不是短时间内仅凭政府加大输血、做做加法就能完全解决的，必然是包括农业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基层政府职能转换、乡村风貌重塑、特色产业培育等等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单兵突进、供给导向、计划配置注定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其次，调整思路，深入基层。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强调，农户其实非常理性。必须要听听农民的意见，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在农业农村事业建设过程中不脱离实际，真正造福农民。只有对供给导向的政策理念、计划配置的思维方式、逐级切分的操作办法进行彻底改革，充分调动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农民投入与公共投资形成良性互动，农村公共投资才能真正用在刀刃上，助推我市农业农村发展。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摸清我市农村的具体情况和家底，在坚定农民建设家乡信心、挖掘农村发展潜力、增强农业内生动力等方面推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最后，创新机制，完善考核。强化农村公共投资绩效管理，全面推行和构建“投入—产出—影响”全过程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绩效评价运用体系和机制。一是围绕农村特色优势产业、优质资源、中心场镇等规划布局，打破部门和行政区划界限，确定公共投资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并向全社会公布，形成倒逼机制。二是充分考虑农村公共设施管理运行成本，在项目建设之初明确县以上政府筹资责任，强化乡镇政府监管职能，引导村社发挥协调作用，形成三级政府联动、集体和农户共同参与、职责明晰的运营方案，确保公共设施长期持续发挥效益。三是启动农村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绩效后评价，采取农户、专家和基层干部三结合方式，进行匿名量化分级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同时，对未达标的公共投资项目业主单位、建设单位应追究其相关责任。

总之，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统筹，最关键的是要提高公共投资绩效、重视农民在“三农”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让农业农村保持持久发展动力。

（来源；华龙网－重庆日报　作者单位：重庆社会科学院）王胜